人类史祖之地——龙岗 范军

不知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延续。龙岗这个名称，就道出了这一文化积淀十分厚重的地方的韵味。我们是龙的传人，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史，都紧紧围绕着“龙”在走笔。龙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龙成了我们炎黄子孙的象征。龙岗，我们的先民从远古走到今天，都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脚印。龙岗的历史，真真切切展现着龙的传人的历史。龙岗，是我们汉中、陕西、乃至中华民族的人文史祖地——龙岗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汉中南郑梁山镇汉江南岸，距汉中市中心城区3.5公里，是巴山余脉梁山延伸到汉中盆地的浅山丘陵地带。东北滨汉江，南带廉水，西接梁山，是一个由前震旦纪花岗岩和震旦纪硅质灰岩，以及第四纪砾石、砂土层构成的典型台阶地，相对高度约三百米。近代这一带发现了大量三叶虫、贝蚌（俗称梁山石燕）等古生物化石。这里向阳、近水、背风，是一处十分理想的古代猿人栖息的地方。考古发掘证明，大约在一百五十万年前，一群智商略高的古猿，告别同类，走出森林，选择了这一地方安营扎寨。他们利用满山遍野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石头，打制出粗糙的工具——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锤、石球、原形手斧等器物，围猎生活。不知是工具的更新换代改造，还是制造起来容易、携带沉重不便用过之后便弃之的原因，这一带今天出土了大量这种考古文物界称为旧石器石时代的遗物。这些遗物和这里典型的环境，引起国内外考古专家的重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多次实地考察后说：“龙岗文化遗址，是亚洲第三处重大猿人遗址。”美国奥勒根大学迈尔·阿金斯教授参观龙岗寺遗址及出土文物后感叹道：“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源”。

2013年始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龙岗旧石器遗址进行了多年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四万余件。证明龙岗旧石器时代遗址是连接我国旧石器的一个过度地带，出土的石器体现了南北方旧石器的特点，对研究人类旧石器技术发展及人类起源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其中，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疥疙洞的发掘在考古文物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评为2019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龙岗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汉水上游旧石器时代的空白。其石器风格除具有“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尖状器”这一华北旧石器文化传统外，还具有华南以砾石石器为主的特点。这种文化共存的特征为研究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及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而遗址中原形手斧的发现，又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世界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完成了由古猿向现代人过渡的历史。龙岗的猿人也走完了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大约在七八千年前，龙岗的原人掌握了将粗糙的石器打磨使之光滑锋利，学会了烧制陶器，除延续捕鱼田猎，还学会了农业种植，并懂得了一些美学原理，在陶器上雕刻图案，制做了玉、骨、绿松石等装饰品。陕西省考古所1983—1984年在这里发掘，揭露面积近两千平方米，证明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属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

近十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地方考古文物单位联合组队，对龙岗新石期时代遗址进行了进一步发掘，证明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属仰韶文化，而且遗址还包含周代遗址，汉代墓群。证明这里是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集于一地，在考古上十分罕见，更说明龙岗文化遗址十分重要。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龙岗仍然是汉中的一个文化中心。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汉水又东迳万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余丈，四面临平，形若覆瓮。南遇水而为阻，西北并带汉水。其城宿是流杂聚居，故又名流杂城。”万石城经考古证明在今龙岗。流杂城别名的记载，道出其文化的多元内涵和丰富。

万石城今已不复存在，但以龙岗为名的龙岗寺至今仍然存在三院一百余间殿堂房舍。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策源地寺观，对一方文化的兴盛作用，就不必赘言。而龙岗寺在盛唐以前，就久负盛名。唐代大诗人岑参曾多次与友人游览龙岗寺，并写下数首诗作，在《梁州陪赵行军龙岗寺北庭泛舟宴王侍御》中写道：

谁宴双台使，行军粉署郎。

唱歌江鸟没，吹笛岩花香。

酒影摇新月，滩声聒夕阳。

江钟闻已暮，归櫂绿川长。

岑参等一批文化名人能光顾龙岗寺，而且多次邀友并游，还激发其诗情，可见龙岗寺当年的规模盛大，景致绝佳。

龙岗寺兴盛了十几个世纪，对汉中的文化所起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到了近代，龙岗依然对汉中起着火炬的作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龙岗寺作为中共陕南特委的场所，曾领导汉中的人民与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燃烧在秦巴大地。

即使在文革时期，龙岗寺作为西北农学院汉中分校，依然传播着文明文化。

为加强对龙岗遗址的保护，汉中市正积极筹建“龙岗遗址考古公园”，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我们寻根祭祖，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成为传承文明，励志鼓劲、寓教于乐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