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历程中的一道碑志 ———从《石岇遗址志说起说》起

■冯希哲

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构成了中华文化浑厚而斑驳的精神底色，而文明探源并不单单是为历史文明的悠久和辉煌做一注释，更重要的是用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技术融合的现代手段，来廓清早期历史文化中诸多的迷障和困惑，首先得把人自身的历史搞清楚。人的历史是人类社会主导性和基本性命题，历史中的人和人的历史既涉乎人的过去以当下，更福泽于未来，而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包蕴了这一责任及意义。显然，《石岇遗址志》为这一使命而诞生，又为这一当下人的历史责任而尽责补阙。

石岇遗址位于榆林神木的高家堡，是龙山文化至夏初的大型石砌城址，20世纪被关注21世纪初开始考古发掘、甄别、研究，可以说，它是华夏文明探源的一大成就，又是民族文化悠远而丰厚的实证。

除了石城遗址本身而外，各种玉、石、骨、陶等出土器物十分珍贵，在这些鲜活的物证上，镌刻浸润着曾经石岇人的生命，尤其是群体精神思维影像，如果历史真能够穿越和还原，石岇会成为人类历史的那一个，它代表了一个真实的文明，而不简单是一个遗址。石城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确实鲜见，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基本印象来说，农耕文明的土木是最为常见而又根深蒂固的，这不同于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希腊半岛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有一个米诺斯王宫，材质基本是石头，至于用陶制管饮水入城、洁具，还有石砌官道等，再现了西方文明曾经的不同凡响和气质，故而黑格尔曾经有感而发说：“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提到古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现实存在的石岇石城或许会成为人们对华夏文明印象的一个新景观，会成为中国文明史的一道风景线。

而且，石岇遗址所出土的琳琅满目的玉器、陶器、石雕、骨雕等，对文化精神史、人类学、群体思维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也在考古史上，阐释在当时交通和大区域人际交流不方便的语境当中，何以有流布、制作、器用、审美、心理等诸多方面的近似性和趋同性，会提供无与伦比的一大佐证，而且对研究陕北地域的文化史和群落史极其重要，并且是坐实和丰赡黄河文明的灿烂历史可谓一大明珠。

《石岇遗址志》以史家笔法与思维，以地方志作为载体，史志合一，极目时光隧道，颇为详尽地列述记载了石岇遗址的整体面貌和历史沿革。该志分为遗址环境、考古发掘、石砌城址、出土器物、学术研究、保护管理、宣传展示等部分，文图并茂，章述兼美，从不同维度出发，以“不虚美”的史家态度，以详实的文献史料纵横开阖，使人们大中见特、类中见奇；外者识内、方家循思，可谓一志在手，石岇了然，不能不说是匠心独运之志。遗址志本不多见，多见者为宣传用途的绍介，如此翔实之志，既是一部遗址志，又何尝不是一部货真价实、别具一格的史志，这对志的编撰或许是一个大有裨益的探索和尝试。

志中不排斥情，这是《石岇遗址志》的又一特点。其中的艺文部分列有诗文选粹、杂记、人物等，将发现石岇遗址和发掘过程的人，作为编志的一大补充，这不仅是中国文史不分传统的借鉴和传承，无疑又增添了志书的情感体温。这种体温是自然的情感投射，它有别于为文的专意胸臆抒发，但并未跳出史志的边界和节律，文史相融，相得益彰。

瑕不掩瑜的是，如果将历次研讨会的发言实录或主要观点结论作为附录的话，或许史料价值臻于至大，而这又成为《石岇遗址志》的一个遗憾，或许因为篇幅所限，或许另有下文，但这些并不构成这部书的硬伤，也无法掩盖和损伤它自有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石岇遗址志》确是中华文明探源历程中的一道碑志，历史会见证这一切。